1964年秋天，北京中关村的一栋办公楼里，有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。 房间里摆着一张实验台，一台苏联产的电冰箱，还有一台德国蔡司光学显微镜。显微镜的镜筒被擦得很亮，目镜上留着指纹擦过的痕迹。冰箱里放着十几个贴着标签的小玻璃瓶，每个瓶子里装着一点饭菜样本。 管这间屋子的人叫段恩润，军医出身，那年三十出头。他每天的工作，是把钱学森家送来的米、面、油、肉、菜、水果、茶叶，一样一样取样、化验、记录、封存。饭菜做好之后，再取一份留样，放进冰箱，等二十四个小时，确认没有人出现异常，才能倒掉。 这间屋子离钱学森家不远。段恩润吃住都在附近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几乎没有休息日。 那台蔡司显微镜，是他手里最要紧的家伙。 冰箱也是特批的。那时候家用冰箱在全国都少见，这台苏联冰箱是从进口设备里专门调拨过来的，为的是让留样在恒温条件下保存，不坏，不变质，不影响观察。 这间化验室成立的原因，得从一盘红烧肉说起。 1964年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入冲刺阶段。罗布泊的试验场在加紧建设，核材料的生产线在日夜运转，理论设计的最后数据在反复核算。钱学森那时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，肩上是导弹与火箭技术的一整套担子。原子弹要真正具备威慑力，离不开运载工具。导弹和核弹，是绑在一起的两件事。 钱学森的地位，美国军方早就有过判断。1950年他准备回国时，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·金布尔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。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，不是没有原因。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参与过火箭和喷气推进的前沿研究，掌握的不只是公式和图纸，还有一整套工程组织的经验。 1950年到1955年，他被软禁了五年。联邦调查局盯过他，移民局为难过他，海关扣过他随身携带的八百公斤书籍和研究笔记。那些笔记最后没能全部带回来，但脑子里的东西，谁也扣不住。 1955年秋天，钱学森一家从香港入境，回到北京。第二年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，他出任院长。1960年，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。1964年，原子弹试验到了最后关口。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钱学森家里的晚饭出了事。 那天傍晚，钱学森从五院回家。妻子蒋英已经把饭菜摆上桌。菜不复杂，一盘红烧肉，一份木耳炒蛋，一碗青菜汤。钱学森坐下，拿起筷子，靠近那盘红烧肉的时候，闻到了一丝不对劲的气味。 那气味很淡。淡到普通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。但钱学森是搞化学和物理出身的人，对异常气味有职业性的敏感。他放下筷子，没有让家人动那盘菜。 警卫秘书刁九勃当时在门外。听到动静，他进了屋。钱学森让他把红烧肉样本封存，马上送去做化验。 化验结果出来，是氟乙酸钠。 氟乙酸钠这东西，在毒理学上属于高毒类化合物。它进入人体之后，会干扰细胞里的三羧酸循环，让细胞没法正常利用氧气。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最先受不了，衰竭来得很快。中毒者往往来不及抢救，器官功能就垮了。更麻烦的是，它无色无味，混在红烧肉的酱油和糖色里，肉眼根本看不出来。 如果那盘菜被正常吃下去，钱学森一家人的后果不堪设想。 事情当天就报到了公安部。 公安部长罗瑞卿接到报告后，下令立刻封锁钱家，对所有接触过这批食材的人员进行拉网式排查。与此同时，聂荣臻元帅也接到了专线电话。聂荣臻当时正在开会，听完汇报，当场离席，直接去了公安部坐镇。 聂荣臻对钱学森的安全一直盯得很紧。1960年前后，公安和情报部门截获过一份情报，内容涉及台湾方面策划暗杀钱学森的阴谋。那次之后，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，钱学森的安保级别被提高，刁九勃就是在那前后被派到钱学森身边做警卫秘书的。 但这一次，问题没有出在路上，也没有出在门口，而是出在厨房里。 调查从送菜环节开始。钱家的食材采购渠道很固定，平时由专职管理员到西单、东单的大型菜场定点采购，接触的人有限。保卫人员把送菜流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，送菜人在路上没有投毒的条件，也没有留下时间上的空档。这条线很快排除了。 剩下的可能只有一个：毒是在厨房里下的。 保卫人员找到钱家炊事员的时候，那人没有跑。他坐在那里，神色不对。审问没有拖太久，他承认毒是自己下的。 再往下查，牵出了一桩策反案。几周前，这名厨师在下班路上被两名男子拦住，强行带进一条偏僻巷子。对方没有要他的钱和粮票，而是拿出一小瓶液体，让他找机会掺进钱学森的饭菜里。厨师知道这是掉脑袋的事，当场拒绝。对方随即提了他小孙子的名字，家庭住址、学校、作息时间，说得清清楚楚。一边是全家老小的安全，一边是一瓶毒药，厨师最后接了那瓶东西。几天之后，他借着做晚饭的机会，把毒液混进了红烧肉。 厨师还提供了一个细节：那两个人说话带南方口音，出手用的是美元和黄金。 保卫部门和反特机构综合研判，认为这起投毒案的背后，是境外特务机构在操纵。1964年正是中国核试验最关键的年份，钱学森掌握的导弹技术直接关系到核弹能不能打出去。常规手段挡不住中国“两弹一星”的进度，就从饭桌上动手，这是